百年团史忆峥嵘⑥武汉暴动中的共青团

发布者:理研会发布时间:2022-06-12浏览次数:10

武汉暴动中的共青团

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,北伐战争因国民党反动势力叛变而失败,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”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,中国革命处于危难关头。

1927715日,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。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“分共”会议,决定同共产党分裂,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,中国民主革命遭到极大挫折,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,革命转入低潮,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,用革命的暴力去对付反革命的暴力,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,强烈震动了敌人,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。然而这些武装暴动中也存在一种较严重的偏差,即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五日的武汉暴动,就是这错误倾向表现得较为突出的事例。

在“七一五”事变后,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、大屠杀。至此,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。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实行“分共”和“清党”,并且阻断了团员之间的联系,团员数量锐减,党与团损失惨重。当年七月下旬,湖北军阀唐生智准备出师“东征”。

八月十二日,团中央在武汉召开了驻汉中央委员全体会议,决定接受党的“八·七”会议制定的新政策,号召全团积极协助党搞好秋收暴动工作,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。九月十二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两湖秋收暴动计划决议案》,认为:“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,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,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,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,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,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,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,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。”其实此时的形式并不是一个纯暴动的局面,当时的党并没有深刻认识到真正的局势,也为为后面埋下了隐患。在九月中旬,唐生智部何健、刘兴两军分别进驻安庆、芜湖,与南京政府成对峙局面。而这样的局面让党团看见了虚假的“希望,针对唐生智西征,武汉内部空虚、力量薄弱的形势,中共中央指示湖北省委加强武汉地区工作,为武汉暴动奠定基础。其实在此前,因为七一五事变的影响,让本就力量不强的党团雪上加霜,而武汉内部空虚,力量薄弱只是表面现象,虽然军阀混战,但是敌人的眼睛始终对我们保持警惕,力量薄弱只是相对于唐生智没有出征前的,所以敌人的力量依然很强,而当时的党与团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,没有真正的认清形势。

十月二十日,南京政府下令褫夺唐生智所任职务,交军事委员会治罪,同时向社会公布唐生智与孙传芳勾结的证据。次日,唐生智便发出讨宁通电,于是南京政府任命程潜为西征总指挥,以程潜的第四路军、李宗仁的第三路军、朱培德的第五路军、海军的第二舰队及一部分航空队作为讨唐西征军。二十二日,广东李济琛、黄绍竑通电讨唐,北攻湖南。同日,中共湖北省委军委召开会议,讨论时局及党的政策问题。会议认为“讨唐乃新军阀混战的开始”,决定“在武汉工人方面加紧经济争斗及赤色恐怖,由零碎的骚动一直到暴动,用群众的形式恢复并公开工会及各工会,杀尽一切反革命派并破坏反动机关,扩大苏维埃的宣传,准备在唐逃、武汉统治阶级混乱时,以群众暴动形式建立苏维埃政权”,“发展零碎的争斗进而形成暴动,造成局部的割据”。并推定任旭、覃阶、刘昌群三人起草暴动议决案。二十三日,省委常委会通过了这个议决案。团省委还向常委会提出了事先集中、补充、分配武装,组织宣传队,赶印并分发传单等问题,省委当即通过。 二十四日,冯玉祥发出通电,支持南京政府的讨唐政策。此外,驻防鄂西的第二军鲁涤平同川军杨森、黔军李燊合组西路讨唐军临时军事委员会,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发。同时贵州周西成也派兵进窥湘西。二十六日,中共湖北省委举行第八次常委会,任旭、汪泽楷、林育南、刘昌群、黄五一等常委出席了会议。会议态度与二十二日军委会议态度一致,为武汉暴动初步定了调子。

此时,唐生智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,被许多军阀包夹围攻,省委也在此期间确定了武汉暴动的实行,认为这混乱的局面是一举推翻湖北军阀政府,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机会,但之后因为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回汉,这一决议又有了变化。

十月二十八日,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由长沙回到武汉。第二天,他就召集省委书记陈乔年和任旭、刘昌群等举行长江局会议。当会议讨论到长江局八省工作,特别是正在准备中的武汉暴动的时候,大家意见发生了分歧。团省委主张准备武装,立即暴动;党省委主张对内鼓动,发动工农群众暴动;而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则认为,应该从各方面准备总的暴动,但暴动的口号和命令不能过早发出,不能采取对内欺骗、进行非正确观念灌输的鼓动。他反对立即暴动的理由是:一、唐生智不会马上倒台;二、党在武汉的力量太薄弱;三、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准备不充分。他主张首先在城市建立秘密工会,开展经济斗争,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,夺取武装,并且扩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工作,积蓄力量,等到时机成熟再立即暴动,从而一举成功。长江局开会专门讨论武汉暴动问题,罗亦农、陈乔年、任旭、刘昌群等到会。会上,罗亦农提出一个关于取消暴动计划的政治决议案,大家一致同意。罗亦农还特别向团省委书记刘昌群征求意见,刘昌群也明确表示同意。决议案通过之后,为慎重起见,罗亦农又找国际代表,详细汇报了决议案的内容,征得同意,还电告上海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,上海国际代表为此专门电复,表示赞成长江局的决议。三十日,中共湖北省委举行常委会议,讨论长江局政治决议案,并依照该文件精神,拟定了政治党务工作方针决议案,规定十一月七日至十四日为武汉三镇反新军阀战争政治宣传周。

十一月二日,团长江局和团湖北省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,请罗亦农做政治报告,然后讨论。罗亦农报告的中心思想,仍然认为现在不是暴动的时机,“现在是要用长时期的准备到暴动之路”。团长江局负责人韩光汉、关向应当即提出共青团的意见:一、唐生智的稳定靠不准,在军阀冲突这样剧烈,以致将要爆发不可遏止的军阀战争的时候,没有能够稳定的军阀统治;二、唐生智的倒台,是党的“八·七”会议所制定的暴动政策的正确性在湖北的一个证明,我们不应放弃这一重要时机,不能没有一个坚决的暴动政策;三、现在的武汉,一般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没有出路,工厂经常发生停工,许多工人流离失所,起码生活不能保证,党为了人民群众的需要,应坚决确定暴动政策。这次会议,韩光汉、关向应同罗亦农的意见没有统一,这也为后来武汉暴动仓促进行埋下了隐患。

十一月四日,罗亦农离汉赴沪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。根据长江局指示,中共湖北省委开始工作部署,决定十日之前完全改选武汉三镇各级党组织。七日,《无产青年》在其第一期发刊词中高呼:“现在革命已经到了绝对暴动的时候!”同一天,团中央发表《为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宣言》,认为:“现在新军阀的战争已在开始……我们只有拿暴动来消灭这个战争!现在是我们暴动的唯一时机了!”此时的团中央已经有一些过于激动,并认为暴动消灭战争的唯一方式,这已经显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。九日,团省委开会。省委书记陈乔年出席。团向陈乔年提出,唐倒在即,党应准备在唐倒时的工作。在团省委的极力促使下,省委本来就较动摇的指导思想又转过来,罗亦农所做的准备功亏一篑。

十一月九日晚上,省委召开常委会议,决定由书记、组织、军事及团省委军事负责人组成特别委员会,制定行动步骤,准备暴动工作。十日,省委用通告形式将行动步骤传达给武汉地区各级党组织。同一天,特别委员会召集区、市、县书记联席会,布置劫狱、夺取溃兵枪支等军事任务。十一日上午,武昌市党、团市委召开联席会议,讨论当晚劫狱计划。而这时,当团汉口区委询问区党委决定了什么工作时,区党委“竟瞠目不知所对”,他们还不知道上级有什么指示发布下来。十二日,省委召开常委会,会上,由团省委代表提议,经其他同志补充通过后,省委决定十三日上午八时举行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,下午二时在汉口带领群众占据有益街,启封总工会,在武昌则集中工人到武胜门杀工贼,打乱总改委会,进行劫狱。常委会根据这一计划,随即分配全体常委委员到三镇各地点分头指挥。 十二日十二时左右,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将有益街工人武装解除,法租界同时在各路口架设电网、机枪,下午五时,在西征军及其他讨伐军队的强大压力下,唐生智宣布下野并逃入日租界,西征军基本上占领了汉阳、汉口。

党、团都没有冷静,没有正确估计当时的不利形势,仍要按原计划行动。从十一日到十五日,在短短五天的暴动过程中。武汉地区革命力量损失惨重。在唐生智十二日倒台以前,徐家棚铁路工人曾要求路局发薪,早有暴动的意图。十三日,徐家棚铁路工人自动举行罢工,他们包围路局,将在局中搜出的数千元存款分给铁路工人,并包围了局长住宅。十四日,工人们又包围路局,这次未获结果。十五日,工人们自动复工。可见党、团在这次斗争中并没有和工人们取得联系,工人的行动纯属自发,与暴动毫无关系;也是在唐生智倒台之前,暴动队伍焚烧了武昌国民党市党部、省妇协、中山大学礼堂等处;十三日,经过努力,党、团组织攻破武昌县公署监狱,救出一百多名党、团员;十二日,中共武昌市委便决定解除保安队武装,打垮省总,但没有成功。十三日决定发动某厂进行罢工,结果又遭失败。十四日,敌人在武昌举行“讨唐反共大会”,一名团员向会场主席台扔了一颗炸弹,但没有爆炸,只是打伤了会场主席,结果这名团员被敌人杀害了。十五日,党、团员前去焚烧敌人的纺总,由于房屋坚固,没将纺总烧毁,却烧毁了附近的几间民房。

在武汉暴动中,除了徐家棚、武昌以外,江岸、汉口、桥口、汉阳都没有行动,近郊农民也没有发动起来,并且,省委没有进行细致的军事准备,草率从事,如暴动开始后各市、县到省委竟然领不到枪支弹药。因此,在短短五天时间里,由于暴动条件不成熟和暴动中组织、行动上的严重失误,武汉暴动以失败告终。

武汉暴动的失败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,党内一部分同志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他们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,又犯了另一个错误:出于对蒋介石集团叛变和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愤怒,加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影响,制定了“左倾”盲动主义政策。这个政策对革命队伍造成极大损害,把本来就已处于被动局面的党又带到了更加不利的境地。而且,武汉共青团对这一错误政策的积极响应,更加推动了这一政策的深入贯彻,促使党进一步强化了盲动主义政策。在武汉暴动中,共青团湖北省委在参与制定暴动计划、具体组织部署等过程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,有严重的影响,这给我们留下不少惨痛的教训。

首先,要正确处理好党、团的职责关系。我们始终要清楚: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体组织,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。而由于共青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,使团的部分领导成员错误地认为团比党强,不相信党、不尊重党的领导,甚至主张由团来领导一切斗争,从而产生了先锋主义倾向。这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挥作用,是不可取的。中间罗亦农建议从长计议,准备充分再进行武汉暴动,这已经得到了中央的认可,但是由于当时的团委反应激烈,并在罗亦农离汉之后再次主张立刻进行武汉暴动,使得党省委本来就不牢固的思想又倒向了错误的一方,轻率决定了暴动计划,违背了中共长江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,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。

其次,要随时注意纠正不良思想倾向。无论是右倾思想,还是“左倾”思想,都不利于革命的发展。就应当像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,以实践为标准,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,有“左”反“左”,有右反右,且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问题以至偏差,要实事求是地分析,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“左”或右。和党一样,团由于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,犯了严重的“左倾”盲动主义错误。对敌斗争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,但不能因此盲目乐观地认为这就表明革命形势还处于高潮,否认由多次暴动失败已证明的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这一事实。同时不能把斗争同暴动混为一淡,团在当时的暴动概念十分模糊,他们把大小暴动都完全理解成演习、训练,用众多革命战士的鲜血去换取对敌人造成的些微威慑,这实质上是一种对革命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。在武汉暴动中,团省委主张“马上暴动,建立三五天政权也是好的”,甚至不顾群众力量不够,无视主、客观条件的不成熟,勉强鼓起革命同志的斗志,盲目仓促发起暴动。而暴动失败以后,省委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仍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坚持着它。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的行动,其恶劣后果可想而知。

思想上的偏移,是导致武汉暴动失败的最主要原因。不正确的认识斗争与暴动的真正区别,不认清形势,不认真准备,这次失败就已经是必然了。既不能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,也不能犯“左倾”盲动主义的错误,武汉暴动给团和党都敲下了思想的警钟。这次暴动的失败给我们带来惨痛的教训,同时也让我们收获宝贵的经验,使我们党和团都认清自身的职责,再次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;也认识到“左倾”和右倾错误思想的极大危害,坚定了我们反“左”反右的决心;同时也为新中国扫清一切思想障碍奠定了基础,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